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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“中国第一展”
看着今天万商云集的“中国第一展”
你可知道一千多年前的广州港
已担起“广交天下、买卖全球”的
历史使命
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，早在秦汉时期，广州就与海外有贸易往来，特别是自唐代开始，海上贸易大发展，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，海丝路上帆影幢幢，对外贸易长盛不衰。
古代“广交会”的源头在哪？回望位于越秀的坡山古渡、光塔码头，走进千年“蕃坊”，你会看见一幅中外商贸与文化交流的盛景：珠江河面“帆樯林立、万舶争先”，广州城内“环宝山积、珍货辐辏”，一派兴旺繁荣。
广州海事博物馆内的绘画，呈现了广州贸易繁华的景象。
唐代千年“蕃坊”
元股证券:ygzq.hk天天开“广交会”
早在秦汉时期，广州就有了远洋航线和对外贸易，集市上可以买到犀角、玳瑁等异域珍宝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广州海面停泊了不少来自古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一带）、印度等地的商船，随船远道而来的有商人、宗教人士等。
到了隋末唐初，著名的“广州通海夷道”开始形成：它由广州经过南海、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东非沿岸诸古国，全长达1.4万公里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。
唐朝中期以后，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，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贸易更为兴盛。同时，朝廷率先向广州派遣了专门管理外贸的官员市舶使，并在市舶使驻地（今北京路北端）设有接待外宾的市舶使院海阳馆，附近是城南沿江的商业码头，人烟稠密，商铺成片，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贸易港。
德政中路唐代码头遗址
从广州扶胥港扬帆出海的中国商船队，满载丝绸、陶瓷等物不仅经常往来于波斯湾地区，而且远达东非；外国商船也频繁往来广州，使西太平洋、印度洋、波斯湾之间风帆如织，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。据史籍记载，唐朝时期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120多个。“连天浪静长鲸息，映日帆多宝舶来。”从刘禹锡的诗中都能感受到当年海外贸易人货两旺、热闹非凡的繁荣景象。
“蕃坊”是城外最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。当时，活跃在广州的外国人以阿拉伯商人（旧称大食）为多。每年春夏，阿拉伯商船满载珍珠、犀角、香料，从西亚、非洲出发，远航至广州销售。
到了秋冬季，这些商船又满载中国瓷器、丝绸、茶叶等返航。中国丝绸、瓷器被视为珍品，贵族皆以穿上等丝绸为美，陶瓷一般摆放在王宫里或富商家中。在唐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笔下，广州是“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”。
那时人们驾驶的是木帆船，冬天靠东北信风，夏秋则凭借西南季风航行，当年从广州至阿拉伯地区，大约需要航行百日左右。但商舶为了补给、等候季风等，一般需要两年才能往返一次，所谓“诸蕃国入中国，一岁可以往返，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”，故来广州贸易的大食商人要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，史称“住唐”。随着蕃客（当时对外商的称呼）越来越多，城南面积有限，为安置外商，官府遂在城西坡山一带选址，特设“蕃坊”。
蕃坊遗址示意图
广州的“蕃坊”何时形成，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。唐人房千里的《投荒录》是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到“蕃坊”的。“蕃坊”范围大概在今广州中山路以南、人民路以东、大德路以北、解放路以西一带，以光塔街、五仙观及其附近为中心。朝廷之所以将“蕃坊”设在这里，一是附近有主要的码头区，方便中外大型商船驻港停泊；二是到了唐朝，随着珠江岸线的不断后退，坡山一带的淤积滩地不断扩大，能容纳更多的人聚居。
那时聚居在广州的蕃客非常多，尤以波斯和大食蕃客为最，不少人还带有家眷。住在蕃坊的外国人兴建学校供子弟上学，也有本地人与外商通婚。商人苏莱曼曾在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中说，外国人的风俗、信仰在蕃坊里都得到尊重，并对这种包容深感欣慰。
随着双方商贸的不断增进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更加广泛。如阿拉伯人李彦升幼年随长辈的商船队来到广州经商，爱上中国文化，学识丰富，于唐宣宗时高中进士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阿拉伯进士。“蕃坊”逐渐发展成为唐代广州城外最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。
唐代胡人头象牙雕像，其形象可能为西亚阿拉伯人或中亚粟特人。
千年光塔
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繁荣
不同肤色、多种语言、
近十万人在此交汇
“蕃坊”有多热闹？
美国汉学家谢弗在《唐代的外来文明》中写道：“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，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，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，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，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，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。而每当落日时分的鼓声敲响时，他们又都各自散去，返回自己的居住区。”
“蛮声喧夜市，海色浸潮台。”唐代诗人张籍在《送郑尚书出镇南海》里也生动描绘了“蕃坊”夜市的人声鼎沸。
据现代史学家张星烺考证，从唐开元时期（713—741）开始，来往广州港贸易的外国客商每年达80多万人次。广州成为中外船只靠泊之处、世界商人群集贸易的著名港口城市。
“蕃坊”不仅给世界捎去美丽的丝绸、精致的瓷器，还成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场所。唐初在蕃坊区域建造的怀圣寺（又称光塔寺）和“蕃塔”（又称光塔）至今犹存，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建筑，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造的清真寺之一。
“从波斯或阿拉伯来贸易的商船，看到光塔，就知道到广州了。”当时，光塔既是怀圣寺的呼礼塔，也是为远洋商船提供导航的灯塔。时移世易，珠江航道南移，千年光塔不再有导航功能，但意义却随着时间生长。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标，是海上丝绸之路商贸繁荣的历史见证。
怀圣寺光塔
宋代“蕃坊”入城内
规模更大、更兴盛
持牌股票配资平台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比唐代更加繁荣发展，中外海舶商贾主要从广州出入，当时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到130多个，不但是华南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。
大批出口物资由此集散，手工业发达，市场繁荣，物产丰富。“千门日照珍珠市，万瓦烟生碧玉城”的诗句，真实记录了广州海舶商贸的兴盛与市井的热闹繁华。
宋代对海舶之利更加重视。971年，北宋在广州设立全国第一个主管海外贸易的专职机构市舶司，被认为是“近代海关的雏形”。朝廷除了要求市舶司“掌蕃货、海舶、征榷、贸易之事”外，还规定地方官员对前来的商人要热情迎送。海舶初到之时有“阅货宴”，船舶停靠港口期间，官方提供酒食；在商船返航前，官方还要设“饯行宴”。
在当时广州的镇南门外（今北京南路与东横街相交处）建有宋代“广州迎宾馆”海山楼，用以招待外商。站在海山楼上凭栏远望，能见商船云集、往来穿梭的壮观情景。
宋代市舶亭与海山楼位置图
挖濠筑城“蕃坊”纳入城墙之内。宋朝鼓励海外贸易，使聚集在广州的外商越来越多，促进了广州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，城市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先后完成“宋三城”的修筑、贯通全城排水“六脉渠”的疏浚修成，内港码头的修建等，逐步形成以水道为骨架的商业街市形态。
北宋时，西澳码头一带是外商货船云集之地，每遇大风大浪之时，船只并无避风内濠。北宋景德二年（1005年），广州知州高坤主持开挖南北走向的南濠，直达西澳码头，使中外商船遇风浪时可驶入停泊避风，还方便船只深入靠近“蕃坊”的市集。宋代名臣程师孟任广州知州期间，又重筑西城，将“蕃坊”纳入西城中，不仅使广州城的面积扩大了两倍，还把南濠包入城中。
于是，中外船舶皆在此停泊交易，穿梭往来，忙碌非凡。他们把犀角、象牙、翠羽、玳瑁、龙脑、沉香、乳香等卸下船，又把各种精美瓷器、丝织品、漆器、茶装上船，驶向远方。据当年阿拉伯学者统计，此时“蕃坊”居民达20万人，商贸达到最鼎盛时期，西城也成为宋代广州最繁华的对外贸易商业中心。
鼓励“招商引资”坚持融合发展。当时外商居住的蕃坊就在新筑的西城之内，蕃坊实行自治制度，管理者被称为蕃长。北宋《萍洲可谈》于此事的记载甚详，称“广州蕃坊，海外诸国人聚居。置蕃长一人，管勾蕃坊公事，专切招邀蕃商”。担任蕃长除了自己生意做大、热心公益外，还要懂“招商引资”，向故土父老宣传广州，邀请他们一起到广州来，这可算是最早的国际招商吧。
如今，在广州博物馆内仍陈列着一块“蒲氏家族墓碑”，上面记录了宋太祖开宝九年（976年），广州“蕃长”招商，大食国王派大商人蒲希密远渡重洋来广州发展的情况。宋神宗熙宁年间，广州还在广府学宫内开设“蕃学”，既对外商子弟讲授中国文化，也学习外商本国语言，堪称宋代双语教学的国际学校。
广州博物馆（镇海楼展区）
今天广州越秀的光塔路、朝天路、纸行路、仙邻巷、甜水巷、玛瑙巷等街巷名称，都留有“蕃坊”印记，并深深铭刻在城市的记忆里。
“蕃坊”见证了一千多年来广州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互鉴、融合发展的历史，展现了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，与今日之“广交世界、互利天下”的“广交会”理念一脉相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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