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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 斯凯碎碎侃 ，作者：斯凯
2026年9月4日，东京都内，日本电机巨头尼得科（Nidec）召开记者会。
社长岸田光哉站在镜头前，深深鞠躬。他的身后，是一份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刚刚公布的调查报告。报告的内容，足以让任何一家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脊背发凉。
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，844起违规事件。其中约95%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、产品设计和材料。剩余5%更严重——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，将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品出货，伪造产品原产地以逃避关税。60起被认定为"重大质量问题"，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，涉事产品面临召回风险。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被认定直接参与了造假。造假行为可追溯至2012年。
而就在半年前，2026年3月，尼得科刚刚因为另一桩丑闻登上头条：会计造假，涉案金额约2500亿日元（约110亿人民币），对净利润的负面影响累计1607亿日元。
一家公司，半年之内，两桩丑闻。先是被查出财务造假110亿，然后在追查财务造假的过程中，"顺带"发现产品质量也在造假。
这不是尼得科一家公司的问题。这反映出日本制造业暴露出系统性治理缺陷。
一家公司的两副面孔
尼得科的故事，要从一个人说起。
永守重信，1973年创立日本电产（尼得科前身），用50年时间把一家京都小作坊做成了全球最大的精密电机制造商。全球超过300家分支机构，10万多名员工，产品覆盖家电、汽车（包括新能源车驱动电机）、工业设备、IT硬件等几乎所有需要电机的领域。
永守重信与孙正义、柳井正并称日本"捞金三兄弟"，身家超过130亿人民币。他的管理风格以"频繁更换社长"著称——对继任者不满意就换，两个儿子都没进入公司。他对业绩的要求极端且明确：营业利润率低于10%，即视为亏损。
这个标准，成了尼得科一切问题的起点。
2025年，尼得科的多项财务异常开始引起关注。审计机构对其2025年3月期的有价证券报告书"未发表审计意见"——这在上市公司中极为罕见。同年10月，东京证券交易所将其列为"特别关注股票"，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。
2026年3月3日，第三方委员会公布了会计舞弊调查报告。结论是：尼得科存在系统性的会计造假，涉案金额约2500亿日元。
造假手法并不复杂，但覆盖面极广：对不具备资产价值的原材料不计提减值，依据不可靠的销售计划规避固定资产减值，将本应作为费用处理的人工费计入固定资产以延后费用确认，违规确认政府补助收入，对不良债权少计提坏账准备金。
报告指出了一个关键因果链：永守重信要求实现超出实际情况的业绩目标，公司内部和外部审查机制均未能纠正。
永守重信本人"没有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"。但他设定了"利润率低于10%就算亏损"的标准，并对下属持续施压。在这样一个高压环境下，造假就成了下面的人唯一能交差的方式。
2025年12月，永守重信辞去董事会主席职务。2026年2月，辞去名誉董事长。但伤害已经造成——东京证券交易所警告，如果10月底前未能改善，尼得科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。
然后，就在公司忙于收拾财务造假的烂摊子时，内部"品质总检查"又牵出了更大的雷：产品质量造假，844起。
造假编年史：一个国家的集体病历
尼得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如果把日本制造业的造假丑闻按时间排列，你会看到一条令人不安的曲线——它不是偶发的散点，而是一条越来越密集的连续线。
1970年代‑2017年：神户制钢。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，篡改铝、铜、钢铁产品的强度等性能数据，将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品出售。造假行为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，持续数十年，波及丰田、本田、波音、空客等约500家企业，覆盖汽车、铁路、航空航天、军工、核电等行业。2017年曝光后，股价两个交易日暴跌40%。
1985年‑2021年：三菱电机，36年。旗下长崎制作所在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的批量生产中，未按合同约定进行产品检验，而是用专用程序伪造检验数据。造假持续36年，约1.58万台产品流向海外市场，包括纽约和伦敦地铁的车辆。2016年至2019年，总公司组织三次自查，均未发现长崎工厂的有组织造假。不是查不到——是所有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。
1988年‑2024年：川崎重工，38年。在潜艇用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检测中，持续将未达标的实测数据改写为"合格数值"。造假涉及66台发动机，用于33艘潜艇，几乎覆盖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主力。此外还被曝与海上自卫队勾结，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，获得十多亿日元秘密资金，用于行贿潜艇人员。
2003年‑2024年：IHI，21年。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，旗下子公司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。
2017年：高田气囊，破产。缺陷气囊导致全球27人死亡、约1亿辆车辆召回，公司最终破产。
2022年：日野汽车，20年。引擎尾气排放及油耗数据造假，持续20年。
2024年6月：五大车企集体翻车。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，丰田、本田、马自达、雅马哈、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、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、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，涉及约518万辆汽车。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。
2024年：小林化工，40年。500种药品中80%存在数据造假，持续40年，整个企业无人揭发。
2024年：岛津医疗，10年以上。百年大厂岛津制作所的子公司，在X光设备维护时偷装断电"计时器"，故意让设备在维护后自动"故障"，然后向用户出售维修零件。这种欺诈行为持续十多年。
2026年1月：中部电力。为使核电站通过审查重启，操纵数据，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。
2026年9月：尼得科，844起。
据日本法律技术公司FRONTEO在2023年10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：过去5年中，25%的日本公司曾发生过挪用公款、作弊、违规等不当行为，其中涉及产品品质的违规占比达32.7%。
四分之一。这不是几家公司的个别行为。产业治理层面的漏洞在集中暴露。
也有观点认为，大量丑闻陆续曝光，恰恰说明日本企业自查、媒体监督机制在运行，但曝光之后的惩戒力度不足，无法形成有效震慑。
耻文化的异化：为什么40年没人揭发
日本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："耻"（haji）。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"罪恶感"——罪恶感来自内心对道德律令的违背，而"耻"来自外部社会的评价。丢脸是可耻的，被人知道你做错了事是可耻的。
这个文化特性，在制造业造假问题上发生了一种致命的异化：暴露问题比问题本身更可耻。
小林化工500种药品中80%造假，持续40年。在这40年里，先后有多少员工经手过这些数据？有多少人知道真实情况？答案是：很多人。但没有一个人揭发。因为揭发意味着让公司"丢脸"，让团队"蒙羞"，让自己成为"背叛者"。
神户制钢造假数十年，产品流向了全球500家企业。在这漫长的时间里，上下游的供应商、质检人员、采购人员，不可能不知道某些数据"不对劲"。不少分析认为，产业链保持了沉默的默契——上游提供假数据，下游假装不知道。
三菱电机长崎工厂造假36年。总公司2016至2019年组织三次自查，都没查出来。调查报告的说法是"品质保证所需人才未得到充分确保"。更直白的翻译是：不是查不到，而是所有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——发现问题的人，比制造问题的人更不受欢迎。
每次丑闻曝光后，日本社会的舆论反应也印证了这种异化。网民齐声谴责的不是"你们害了消费者"，而是"你们给国家丢脸了"。鞠躬道歉的记者会上，记者追问的不是"有多少不合格产品已经流入市场"，而是"你们打算怎么向社会交代"。
耻文化的本意是让人自律。但当"不丢脸"压过了"不做错事"，它就从自律工具变成了掩盖工具。
现场主义的消亡
要理解日本制造业为什么集体造假，需要理解一个关键词："现场主义"的消亡。
在上世纪日本制造业的黄金时代，有一个被全球企业学习的管理体系：终身雇佣制+年功序列制+现场主义。
股票杠杆配资公司终身雇佣把技术工人与企业终身绑定，员工视企业如家，每个环节都尽心尽责。年功序列让有经验的老员工逐步走上管理岗位，他们对生产线了如指掌。现场主义要求管理层亲临车间——很多日本企业的中层干部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：午间到车间巡视，即时发现问题、即时解决。
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是：产品质量不是"检"出来的，而是"管"出来的。而"管"的前提是管理者必须身在现场。
但这套体系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逐渐瓦解。
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刘军红的分析很精准：当资本收益率最大化成为新的经营目标，一些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随之发生深刻变化。管理层不再亲临现场，监督与解决问题的机制日渐松弛。
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用工结构上。为了压缩成本，日本企业大规模采用派遣制员工。这些雇员缺乏归属感与责任感，在无监督的情况下自然不愿额外付出。质量管控体系由此出现裂痕。
尼得科的案例完美印证了这个转变。永守重信"频繁更换社长"，对公司事务遥控指挥，设定"利润率低于10%即视为亏损"的极端标准，但从不深入一线了解这个标准是否现实。调查报告指出：企业规模通过并购等方式日益扩大，而与之相应的经营体制完善工作滞后。品质保证所需人才未得到充分确保。
换句话说，公司越来越大，但管质量的人越来越少，管质量的方式越来越脱离现场。
调查报告还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：尼得科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直接参与了造假。不是不知情而纵容——是亲自下场操作。这已经不是"管理层脱离一线"的问题了，而是管理层与一线合谋造假。
造假经济学：为什么造假是"理性选择"
如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，日本企业造假其实是理性选择。
造假成本极低。日本制造业造假曝光后的标准流程是：召开记者会→社长鞠躬道歉→宣布成立第三方调查委员会→公布调查报告→社长引咎辞职→换个新社长→继续经营。没有巨额罚款。没有刑事追诉。没有强制退市。没有惩罚性赔偿。
对比一下美国对日本企业造假的处罚力度，反差更加惊人：
丰田：2014年因隐瞒车辆安全问题，被美国司法部罚款12亿美元
高田气囊：2017年因缺陷气囊致死27人，被美国法院判处10亿美元刑事罚款，三名高管被提起刑事诉讼
日野汽车（丰田子公司）：2026年7月因排放数据造假，被美国法院判处超过16亿美元的罚款和没收金，五年缓刑期间禁止进口其制造的柴油发动机
在美国，日本企业相关违规行为会面临十几亿美元的罚款+高管坐牢+产品禁入。在日本本土呢？神户制钢造假数十年，最终的结果是社长辞职、股价下跌、客户索赔。没有一个人被送进监狱。川崎重工造假38年，被防卫省"指名停止"两个半月——也就是暂停参加招标两个半月。三菱电机造假36年，社长引咎辞职。然后呢？继续经营。
曝光概率不高。日本企业的造假大多是"自查"或"被媒体曝光"，而非监管主动发现。三菱电机三次自查都没查出来。小林化工造假40年才被发现。在没有强力外部审计和举报保护机制的环境下，造假的被发现概率很低。
收益确定。篡改一个检测数据，省下的是一整批产品的返工成本、工期延误成本、客户索赔成本。对于一个利润率被压缩到极限的制造企业来说，这笔账很好算。
中国社科院朱清秀的判断很直接：造假曝光后，企业往往仅通过媒体鞠躬道歉便不了了之，政府缺乏有效的后续处罚和整改监督机制，违规成本过低直接助长了企业冒险心态。
对比一下中国的做法。2026年A股的造假处罚力度：清越科技欺诈发行被罚1.72亿元，4名高管3‑8年市场禁入，面临强制退市。元道通信被罚2.39亿元，实控人5年市场禁入，强制退市。红相股份实控人被移送检察院起诉。中国《产品质量法》规定，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，处违法货值金额50%以上三倍以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，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——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，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。
中国的做法是：罚到你倾家荡产，禁入到你职业生涯终结，退市到你的公司不复存在。情节严重的，坐牢。日本的做法是：鞠个躬，换个社长，接着干。
同一个企业，在不同司法辖区，面对的处罚后果天差地别，根源在于两地法律体系、举证标准、惩戒逻辑本身存在差异。违规成本偏低的环境，自然会放大企业冒险的动机。
垂直供应链的压迫：从"系列"到"窒息"
日本制造业有一个独特的产业组织形态："系列"（keiretsu）——以大型核心企业为中心，大量中小供应商形成金字塔式的垂直供应链结构。
这个结构在丰田模式的时代是竞争优势：核心企业提出高标准，供应商全力配合，共同追求极致品质。但当整个行业的利润率被压缩，这个结构就变成了压力的传导链。
核心企业提出极高的性能和成本要求→一级供应商承受压力→向下传导到二级、三级供应商→供应商达标难、达标成本高，但没有议价权→走捷径、造假成为唯一出路。
新华社的一篇深度报道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说法：多数供应商在议价、工期、产品标准等方面缺乏话语权，只能无条件服从、满足采购商要求。
尼得科的造假，本质上也是这种压力的产物。作为全球最大的精密电机制造商，它既是上游供应商，也是下游采购商。在这个双重身份中，它承受着来自车企的降本压力，同时把这种压力传导给更下层的供应商。
调查报告指出：短期内达成业绩目标及降低成本的要求强烈。品质保证所需人才也未得到充分确保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上面要求降成本，下面人手不够，设备又旧。要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合格产品，要么加大投入，要么走捷径。在一个利润率被压到极限的环境里，选哪条路，不需要太多思考。
"失去的三十年"：被挤压出来的造假
所有分析日本制造业造假的人，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起点：泡沫经济崩溃后的"失去的三十年"。
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制造业利润率丰厚，企业有充足的资源投入研发、设备更新和人才培养。品质第一不是口号，而是有真金白银支撑的经营实践。
泡沫崩溃后，一切变了。利润率持续下降。企业被迫持续压缩成本。设备从90年代就开始老化，但更新设备的钱不够。人手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但增加人手的预算没有。工期被不断压缩，但质量标准没有降低。
中国经济网的一篇分析总结得很到位：品质第一让位于成本管理。长期压成本导致一线常处于人手不足、设备不给力、工期太紧的困境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造假不完全是单纯道德问题，更是组织生存压力催生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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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经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困境：研发投资不足。在高端制造领域，数字化、智能化技术已经能系统性地规避人为疏忽导致的质量问题。但日本企业自泡沫经济崩溃后，陷入不愿甚至不敢投资的保守心态。它们选择以现有技术赴海外投资"躺着赚钱"，而非投入研发升级。
当你的竞争对手在用AI做质量检测的时候，你还在用人工手动抄写数据——造假的空间自然就大了。
鞠躬的弧度
让我回到开头。
2026年9月4日，尼得科社长岸田光哉鞠躬道歉。他说："继财务违规问题之后，又造成巨大的担忧和困扰，对此表示由衷的歉意。"关于产品安全性，他强调"已确认不会受到影响"。关于召回，他说"现阶段没有召回计划"。
东京证券交易所已经给尼得科下了最后通牒：10月底前必须拿出改进方案，否则取消上市资格。
但改进方案能解决什么？844起造假，根源在于永守重信设定的不可能完成的业绩目标，在于终身雇佣制崩塌后的人才断层，在于"耻文化"异化后无人敢讲真话，在于垂直供应链的压力层层传导。这些结构性问题，不是一份改进计划能解决的。
更深层的问题是：当"日本制造"的神话被一层一层剥开，露出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国家在"失去的三十年"中，用造假来维持体面的集体叙事。
工匠精神？鞠躬精神可能更准确。
神户制钢造假数十年——恰好覆盖了"工匠精神"被吹捧得最厉害的时期。三菱电机造假36年——恰好是日本"品质管理"被全球学习的时期。川崎重工造假38年——恰好是"日本制造=信赖"这个等式深入人心的时期。
写在最后：中国启示
写日本制造业的造假，不是为了幸灾乐祸，是为了照镜子。
本文不是暗示国内制造业普遍存在质量问题，而是以日本为镜，警示规模扩张必须匹配治理能力。
中国企业造假——从A股的财务造假到各类金融骗局——和日本企业造假有着不同的面孔，但有着相同的底层逻辑：当系统性的压力传导到一线，而监督和纠错机制失灵时，造假就成了理性的个人选择。
中国的A股正在用重罚来改变这个等式——让造假的成本远高于收益。2026年以来，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63起，罚没款33亿元，18家公司被强制退市，实控人被移送检察院。这是正确的方向。
但中国的制造业呢？当我们在讨论"日本制造为什么集体造假"的时候，中国自己的制造业有没有类似的压力传导？有没有类似的"上面要利润、下面造假交差"的现象？有没有类似的"鞠躬道歉然后接着干"的违规成本？
2024年，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了打击食品、药品、工业品等领域质量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。2025年，"内卷式竞争"成为高层关注的议题——本质上，"内卷"就是利润被压缩到极限后，企业被迫在质量和成本之间做出取舍的另一种表达。
日本的故事告诉我们：制造业的质量信誉，不是一天建立的，但可以在一天之内崩塌。而崩塌之后，需要的不是一次鞠躬，而是一场彻底的制度重建。
尼得科的调查报告里有一句话，值得所有制造业管理者反复咀嚼：
"企业规模通过并购等方式日益扩大，而与之相应的经营体制完善工作滞后。"
这句话换成中文就是：跑得比管得快，早晚要出事。
日本制造业跑了50年才出事。中国制造业跑得有多快，管得有多慢？
这个问题，留给每一个中国制造的管理者去想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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