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静雪口述: 我父亲不到各姨太太房里睡觉, 夜间她们轮流去值宿!

史料札记袁静雪在《我的父亲袁世凯》中记述：“我父亲夜间休息震荡行情怎么操作，从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，而是她们轮流到父亲寝室里来值宿。这规矩从来没有变过，也从来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。”

第一章 规矩

我叫袁静雪，本名袁叔祯。我是袁世凯的第三个女儿，生母是父亲的朝鲜籍三姨太金氏。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好些事情都模糊了，唯独父亲那个古怪的家规，刻在骨头里一般，怎么都磨不掉。说起来，那是光绪末年的事了，可规矩立得更早，打从我们住进天津小站那会儿就有了。

父亲不到各房姨太太屋里去睡觉。他给自己定下的这条规矩，雷打不动。我们袁家那座大宅子，里外三进院落，东西跨院，小楼连着游廊。一到擦黑，各院的灯笼点起来，丫鬟仆妇们走动都提着脚后跟，不敢弄出大响动。姨太太们住在各自的屋子里，有儿有女的独门独院，没儿没女的也占着一个偏院。父亲自己呢，住在正院二楼那间宽大的卧房里。那卧房分里外间，外头摆着紫檀木的书案、大沙发，里间一张铁床，铺着白褥单，叠着薄被子。冬天生一座大洋炉子，夏天扯起亚麻布的幔帐。父亲打年轻时练兵就讲究整洁，屋里连个多余的摆件都没有。

晚饭过后，上房的管事徐妈就端着一个黑漆木盘子，轻手轻脚地走进父亲的书房。盘子里头搁着十来枚竹牌子，上头用蝇头小楷写着各位姨太太的姓氏。父亲正批阅公事呢，头也不抬，伸手指头点一下哪块牌子。徐妈便悄悄退出去，迈着碎步去到被点了牌子的姨太太院里，垂着手回禀：“老爷今晚上请太太过去值宿。”

值宿。这两个字，外人听了摸不着头脑，我们袁家的人却都明白。那可不是寻常人家那种夫妻同寝，那是一种排班点卯式的侍奉。姨太太们得在晚饭后仔细梳洗，换上干净衣裳，头脸收拾齐整了，不能戴太艳的首饰，也不能抹太浓的桂花油。收拾妥当了，便跟着徐妈，穿过游廊，到父亲卧房外间候着。父亲什么时候公事办完了，咳嗽一声，徐妈就推开门，把她送进去。第二天天不亮，姨太太就得起身，轻手轻脚退出来，回自己院里。一整夜，她得醒着点神。父亲睡得轻，有时候半夜醒了要喝水，喊一声，她就得立马应承，递上温在暖窠里的白开水。有时候父亲腿抽筋了，她得跪在床尾，用拳头轻轻给他捶腿，捶到他又睡熟。有时候父亲脑子里转着朝廷里的事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就得陪在旁边，听他自言自语，间或应上一两声。

父亲从不到姨太太房里去，这规矩到底是怎么立起来的，我问过母亲。母亲那时候眼神已经不大好了，她坐在光线暗沉的屋子里，手里捻着一串檀香木佛珠，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你老子是带兵的人。带兵的人讲究个令行禁止，令不出二门，还怎么带兵。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微微往下撇着，那个神情，我过了几十年都记得。那不是笑，也不是哭，是一种看透了什么又不愿意往深里说的木然。

第二章 父亲

说起父亲这个人，外头的人知道得太少了。外头的人看见的，是大总统，是北洋军的统帅，是逼清帝退位的那只铁腕。可在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眼里，父亲是一座永远挺着腰板的山。他中等个子，不胖，到老腰都没弯过。走路的时候步子很沉，皮靴踩着水磨青砖，一步一声闷响。他那双眼睛不大，眼梢微微往上挑着，什么时候都像含着两粒冰冷的铁珠子。我们这些孩子，从大哥袁克定到最小的十七妹，没有一个不怕他的。

父亲天不亮就起来了。漱洗的水得是不凉不烫的温水，毛巾叠得方方正正搁在铜盆边上。他用茶籽粉刷牙，不用洋牙粉。早饭是河南老家的饭食，一碗小米粥，两个馍，一碟酱黄瓜，一碟炒鸡蛋。他吃饭的时候不说话，嚼东西慢，腮帮子一动一动的。这时候各房姨太太们都得赶过来请安。她们排着队，按着进门先后的次序，站在饭厅门口。父亲吃完了，拿热毛巾擦了手脸，才“嗯”一声。姨太太们便鱼贯进来，低眉顺眼地问一句“老爷安好”，再退出去。前后统共不到一袋烟的工夫。

父亲对她们，说不上不好，也说不上好。在他眼睛里，这些女人和公事、和军队、和满屋子的幕僚，没什么两样，都得按部就班地转。谁也别想越过那条线。

大姐袁伯祯的母亲是原配夫人于氏。于夫人是河南乡下的财主闺女，不识字，脚缠得小。父亲早年娶她的时候，还没发达呢。后来父亲做了大官，于夫人也跟着进了京，可她那张嘴，一开口就是土话，接人待物上不了台面。父亲从不去她房里，也不让她来值宿。于夫人住在正院最后头的一进院子里，常年吃斋念佛，我们这些庶出的子女，一年到头见不着她几回。

大姨太沈氏，那才是内宅里真正说了算的。她原是苏州清吟小班里唱弹词的姑娘，父亲落魄上海的时候结识了她。据说那时候父亲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是沈氏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拿出来，助他进京打点。父亲发迹以后，头一个把沈氏接到身边。沈氏进门的时候，于夫人还没过世，可父亲就让沈氏管了家。沈氏精明，嘴巴厉害，眼神更厉害。宅子里上上下下，哪一个不怵她三分。她没生养，父亲把大哥克定从小交给她抚养，大哥就喊她“亲娘”。这一声亲娘，把沈氏在袁家的根基扎得铁紧。

二姨太李氏、三姨太我母亲金氏、四姨太吴氏，这三个都是朝鲜人。她们是一道进的袁家门。可这里头的弯弯绕，说来话就长了。

第三章 高丽的母亲

母亲金氏，出身于朝鲜安东金氏的一个支系。外祖父在汉城朝廷里做过参议官。甲申政变那年，朝鲜王宫里杀得血流成河，金家站错了队，一大家子人死的死，散的散。母亲那时候才十六七岁，被忠清道的一个亲戚藏了起来。后来日本人势力大了，朝鲜的事态越来越乱，那亲戚也护不住她了。

甲午年之后，父亲以道员的身份驻扎汉城，总揽朝鲜交涉通商事宜。他在汉城的那座公馆，门禁森严，门前站着挎军刀的卫兵。朝鲜的官员贵族们争着巴结这位年轻的袁大人，金银、古玩、女子，流水一样往公馆里送。母亲就是被那个亲戚送到了父亲身边。名义上说是嫁给袁世凯做偏房，可实际上，连一顶正经轿子也没坐过。

跟母亲一块儿被送去的，还有两个丫头。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吴。进了袁家门以后，父亲把她们三个都收了房。按着年岁，李氏排了二姨太，母亲排了三姨太，吴氏排了四姨太。母亲每回提起这段往事，眼眶子就红了。她说，她是正经人家的女儿，她的两个丫头也是清白姑娘。可到了父亲手里，这些就都不作数了。

母亲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一句汉话都不会说。父亲给她请了个女先生，教她说官话、认汉字。母亲脑子聪明，不到两年工夫，就能看浅显的书了。可父亲不许她再碰朝鲜的物什。母亲压箱底里偷偷藏着一条朝鲜绸裙子，被大姨太沈氏翻了出来，当着父亲的面拿剪子铰了。父亲坐在太师椅上，端着茶碗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母亲跪在冷砖地上，看着那一条一条的碎绸子，眼泪啪嗒啪嗒掉，硬是没敢出声。

沈氏打母亲，那是常有的事。有一回，母亲因为给父亲炖的参汤稍微咸了一点，沈氏就叫人把她拖到自己屋里，拿麻绳把母亲的两只手捆在八仙桌的桌腿上，用鸡毛掸子抽她的小腿肚子。母亲咬着嘴唇，嘴唇都咬破了，血顺着下巴淌。后来是我乳母陈妈拼死跑去找了父亲身边的侍卫官，父亲才叫人来传话，说“行了”。就这么两个字。母亲被解开绳子的时候，两条腿已经站不住了。

那天夜里，正好轮到母亲值宿。她洗了脸，梳了头，换了身素净衣裳，一步一步走进父亲卧房。父亲正半靠在床上看北洋官报，听见她进来，只扫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以后当心些。”母亲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就坐在床沿上，垂着头，给父亲捶了一夜的腿。天亮了，她退出卧房，回到自己屋里，关上门，才让陈妈给她腿上的淤血上药。

我懂事了以后，母亲跟我说起这些，语气平得很，就像在说别人家的闲事。可我知道，她心里头那些伤，比腿上那些青紫印子深得多。她这辈子，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，就把自己原先的身份全忘干净了，活成了袁家大院里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。

第四章 女人们

袁家的姨太太，来来去去，前前后后一共有九位。除了朝鲜来的那三位，五姨太杨氏，是天津杨柳青的人。她父亲是个开小杂货铺子的，日子紧巴。杨氏是父亲在天津小站练兵时，手下人从市面上买来孝敬的。杨氏生得白白净净，手巧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，进门不久就帮着沈氏管起了厨房和针线房。再后来，连整座宅子的流水账目都交给了她。杨氏在父亲面前不多言不多语，一双眼睛却什么都看在眼里。

六姨太叶氏，江南人，长了一张鹅蛋脸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她进门的方式最不寻常。二哥袁克文年轻时风流倜傥，在南京钓鱼巷一带结交了不少青楼女子。叶氏本是与二哥有些情意的，还互赠了小照。二哥回京复命，向父亲磕头请安，一弯腰，怀里那张小照滑了出来，正好掉在父亲脚前头。父亲捡起来一看，是个样貌标致的女子，问是谁。二哥吓得脸都白了，哪敢说是自己的相好，只得胡诌说是给父亲物色的江南佳丽。父亲点了点头，没再言语。没过两个月，叶氏就被人从南京接到了北京袁府。二哥眼睁睁看着心上人变成了六姨娘，一个字也没敢吭。

七姨太张氏，河南人，原是伺候于夫人的贴身丫头。八姨太郭氏，苏州人，是父亲罢官回彰德那几年，在洹上村收房的。九姨太刘氏最小，原先也是丫头，比好些少爷小姐的年纪还小。这些女人，出身不同，性情各异，进了袁家这道门之后，却都踏上了一条相同的路。她们的命，就是父亲书案上那块黑漆木盘里的一枚竹牌子，被点到名字的那一晚，才有资格走进那间卧房。没被点到的，就守着自己院子里的那盏孤灯，听风从游廊底下穿过，一夜到天明。

杨氏有儿女，叶氏有儿女，她们还算有个盼头。最苦的是那些没有生养又没有娘家势力的姨太太。她们在宅子里，就像墙角里的影子，丫鬟仆妇们都敢给她们脸色看。吃饭的时候，分例菜送来的晚一些，汤是凉的，菜里的油都凝成了白花花的一层。她们也不敢吭声，怕得罪了管厨房的杨氏。衣裳破了，想扯几尺新布，得赔着笑脸去针线房求人。她们活着的全部意义，就是父亲偶尔点到自己名字的那个夜里。那一夜，她们是袁老爷的姨太太。天一亮，又变回了那个无人问津的妇人。

可就是这种日子，她们之间还争，还斗。谁今天多被点了一次，谁身上穿了件新做的绸褂子，谁的孩子被父亲多问了一句功课，都能在心里盘算半天。不是她们眼皮子浅，是在那座大院里，除了争父亲的这一点点恩宠，她们实在没有别的活头了。

第五章 值宿之夜

徐妈端着木盘子走进书房的时候，空气好像都跟着紧了一紧。父亲坐在大书案后头，案上堆着各部衙门送来的公文、北洋各镇递上来的密折，还有大哥克定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带回的外国报纸摘译。父亲读东西仔细，看到要紧的地方，眉毛会微微皱起来，手指头无意识地敲着桌面。

他伸手点牌子的时候，从来不看徐妈的脸。指头落下去，就像在批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书。竹牌子轻轻响一声，徐妈便躬着身子退出来。她脚下那双布鞋，走在青砖地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徐妈在袁家待了二十多年，从天津小站到北京锡拉胡同，再到彰德洹上村，又回到北京居仁堂。她知道这座宅子里每一道门槛的高度，也知道每一个姨太太的脾性。她那张脸，永远挂着恭敬的笑，可谁也别想从她嘴里多撬出一个字来。

被点到的姨太太，晚饭就不能在自己屋里吃了。她得少喝水，免得夜里一趟一趟往净房跑。梳头的时候，头油不能抹多了，父亲闻不惯太冲的气味。耳朵上不能戴叮叮当当的长坠子，怕翻身的时候响。衣裳要穿那种布料软和、没有硬纽扣的，省得硌着人。这些讲究，没人教过，可每个姨太太都懂，一代一代，在袁家门里自己就会了。

走进父亲卧房外间的时候，父亲多半还在书案前头忙。外间有一张小榻，铺着半旧的灰鼠皮褥子。姨太太就坐在那张小榻上，两手交叠在膝盖上，静静地等着。屋子里很静，只有父亲翻动纸页的沙沙声，还有西洋座钟咔咔走针的声音。有时候父亲写折子，毛笔落在宣纸上，那笔锋与纸面摩擦的细微声响，在静夜里听得清清楚楚。

父亲忙完了公事，会起身活动活动胳膊。他走到脸盆架子前，重新洗一把脸。值宿的姨太太这时候就得赶紧站起来，把干净的毛巾递过去。父亲擦脸的时候闭着眼，擦完了把毛巾往盆边一搭，说一句：“歇了吧。”这就是今夜要安歇的信号了。

卧房里那张铁床上，永远只有一床薄被。父亲说被子厚了压得慌。姨太太睡在床的里侧，背朝着父亲，身子微微蜷着，不敢挨他太近，也不敢离得太远。父亲入睡前，有时候会让她给捶捶后背。他的后背硬得像块石板，常年案牍劳形，肩膀那一片的筋总是纠着。姨太太握空心拳头，一下一下捶，力道要不轻不重。重了，父亲会哼一声，她就吓得赶紧收手。轻了，父亲又会说“用点子力气”。这么捶上一刻钟，父亲的呼吸才慢慢变得悠长均匀起来。

夜半三更，父亲常常会醒。醒了就喊“水”。姨太太一骨碌爬起来，摸黑到桌边，从暖套子里取出白瓷茶壶，倒半杯温水，双手捧着递到父亲嘴边。父亲喝两口，把杯子推开，翻个身又睡了。姨太太把杯子放回原处，轻手轻脚躺回去，困意却已经跑了大半。她睁着眼睛，望着一片漆黑的帐顶，听着身边这个男人沉稳的鼾声，心里头什么也不敢想。因为一想，就该难过了。

有时候父亲睡梦里突然腿肚子转筋，疼得猛地坐起来，抱着腿直吸凉气。姨太太就得跪在床尾，用两个大拇指抵住他小腿的硬筋，一下一下往外推揉。父亲疼劲上来了，烦躁得厉害，会低吼一声：“笨！往上头些！”姨太太手一抖，赶紧调整位置，额头上急出一层细汗。直揉到父亲的腿松快了，重新躺下去，她才能停下来。这时候，她自己的膝盖已经跪得又麻又疼，手腕子酸软得抬不起来。可她不敢揉，怕弄出声响，就那么忍着，直到窗纸渐渐发了白。

第六章 母亲的债

在袁家，大姨太沈氏打我母亲，不是一次两次，是好些个年头里断断续续的家常便饭。母亲从不反抗，也从不向父亲告状。她太清楚了，父亲不会替她出头。在父亲心里，沈氏管束其他姨太太，是天经地义的，就像他手里那根马鞭子，抽在谁身上都是该着的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大概九岁，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外头飘着细碎的雪粒子。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在自己院里烤火。沈氏身边的一个老妈子过来传话，说大太太叫三太太过去说话。母亲赶紧换了件干净褂子，嘱咐乳母看好我们，就跟着去了。过了不到半个时辰，陈妈跌跌撞撞跑进来，脸白得吓人，拽起我就往沈氏的院子跑。我被她拽得踉踉跄跄，棉鞋都跑掉了一只。

到了沈氏院里，我趴在窗户根底下，隔着玻璃往里瞧。我看见母亲跪在屋当间的地上，沈氏坐在暖炕上，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姜茶。她喝着茶，慢条斯理地数落着母亲，说她前儿个在父亲面前告了她的刁状。母亲摇头，说没有。沈氏就把茶碗往炕桌上一顿，说：“你还嘴硬。”使了个眼色，两个婆子就上前按住母亲的肩膀。

我没敢再看下去。我蹲在窗户根底下，拿手堵着耳朵，可母亲压抑着的哭声还是从指头缝里钻进来。那哭声不大，闷闷的，像是从很深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。我咬着袖子，眼泪淌了满脸，冻在脸上又痒又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开了，母亲扶着门框走出来。她的发髻散了，头发黏在脸上，领口的盘扣也松了两颗。看见我蹲在那儿，她愣了一下，随即伸手把我揽进怀里，低声说：“没事，三丫头，没事。咱回去。”

那天夜里，母亲照常去值宿。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游廊尽头，又瘦又小。第二天清早她回来，神色如常，只是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拖。陈妈给她换药的时候我看见了，她右边大腿上有一道半尺长的血檩子，已经结了紫黑色的痂。我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母亲捂住我的嘴，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轻轻地说：“别哭，哭也治不好娘的命。”

母亲的命，是在朝鲜就种下根的。她跟陈妈念叨过，说她小时候在汉城家里，过年的时候穿着彩色小袄，在院子里踢毽子。外祖母笑着喊她“阿只”，那是朝鲜话里“小姐”的意思。进了袁家门，这个叫“阿只”的女孩子就死了，活着的是一具会走路、会喘气的木偶。她的故国没了，她的名字没了，她的丫头变成了跟她平起平坐的姨太太，还要受她们的冷眼。李氏和吴氏早就不认她这个旧主了。见了面，嘴里喊一声“三姐”，眼睛却看着别处。

有一年中秋，父亲在花园里摆了几桌赏月。我们这些子女和姨太太们都到了。李氏和吴氏远远地坐着，拢着手，不看母亲。母亲一个人坐在角落的凳子上，端着一杯桂花酒，嘴唇沾了沾杯沿，又放下了。月亮很亮，光洒在母亲脸上，我看见她的眼角有细细的纹路，头发里也夹了几根银丝。那时候她才三十出头。

第七章 洹上秋风

光绪三十四年冬天，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光绪爷和慈禧老佛爷前后脚崩了。紧跟着，父亲就被新掌权的摄政王载沣罢了官，旨意上说“开缺回籍养疴”。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，坐火车离开北京，回了河南彰德老家。我们住进了洹河北岸那座大宅子，父亲给它起名叫养寿园。

那几年，是袁家难得的太平日子。父亲没了官职，每天在园子里养鱼、种菜，戴着一顶草帽，穿着布衣布鞋，在田埂上走来走去。他还在洹水上修了一座小木桥，有时候一个人站在桥上，望着河水发呆。来往的人比从前少多了，门庭冷落下来。宅子里的姨太太们，没了官场上的应酬，也都闲了下来。

可值宿的规矩，在洹上村一点儿也没改。反而因为父亲整日在家，姨太太们被点到的次数更多了。徐妈依然端着那个木盘子，准时在晚饭后出现。只不过书案上的公文，换成了父亲写给京城旧部、北洋袍泽的密信。他一天到晚都在写信，写完了就烧，烧完了再写。夜里值宿的姨太太，常常被烟熏火燎的味呛得轻轻咳嗽。父亲也不管，自顾自地把信纸凑到烛火上，看着火焰舔着纸边，纸灰打着旋儿落进铜盆里。

我那时候已经十来岁了，能看懂一些事情了。我发现母亲去值宿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徐妈的木盘子里，母亲那块竹牌子，有时候一连十几天都没被点过。我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你父亲心里烦。他不想看见我的脸。”我不懂，母亲的脸怎么了。后来我对着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眉眼，才隐约明白。母亲是朝鲜人长相，颧骨高，眼睛细长。父亲看见她，或许就会想起汉城，想起甲午年间的战火，想起朝廷里那些说他“里通外国”的弹章。

母亲不在乎被冷落。她去不去值宿，日子都一样过。不去的时候，她就在自己屋里点上一盏小油灯，翻来覆去地看一本《千字文》。那是她来中国后认字用的书，书页都翻烂了。她看得很慢，嘴唇无声地翕动着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。念到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的时候，她会停一下，抬头望一眼窗外。窗子外头，是洹河平原上黑沉沉的夜，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。

五姨太杨氏在洹上的日子倒是过得风生水起。她管着园子里的菜地、鸡鸭，还有厨房的采买。父亲对她很满意，说她“会过日子”。杨氏去值宿，父亲常常跟她聊账目的事。她会把一大串钥匙放在桌上，一笔一笔跟父亲报这个月柴米油盐的用度，父亲听着听着，就会“嗯”一声，说“晓得咯”。这句河南口音，父亲在外头从不说，只有在家才会冒出来。

六姨太叶氏在洹上生了个儿子。父亲很高兴，给孩子起了个好名字。叶氏坐月子的时候，父亲破例去她院里看了一眼。也就那么一眼，前后不到一炷香的工夫。可就这一眼，已经让别的姨太太眼热得不行。她们私下里嚼舌根，说叶氏到底不一样，人家年轻，又是南方佳丽。话传到沈氏耳朵里，沈氏冷笑一声：“再不一样，也得规规矩矩值宿。”

第八章 洪宪残梦

辛亥年武昌炮响之后，父亲被朝廷重新起用。那天圣旨到洹上村，父亲跪在香案前头接了旨，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不是怕，是压了太久了。他换上袍褂，戴上顶戴花翎，出门上了火车。那一天，全袁家的人都聚在门口送他。女眷们站在门里头，隔着竹帘子往外看。母亲站在人群最后头，踮着脚尖看了一眼父亲的背影，又默默退了回去。

再往后的事，就像一场大梦。父亲做了大总统，我们搬进了中南海的居仁堂。那地方比从前的宅子大了不知多少倍，金碧辉煌的，柱子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。姨太太们住的地方也分开了，各有各的院落。可值宿的规矩不但没废，反倒执行得更严了。因为父亲白天政务太忙，只有在夜里，才有那么一会儿工夫，需要一个人静静陪着。

母亲的精神头越来越差。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子里，对着墙壁说话，说的都是朝鲜话，没人听得懂。有时候半夜里她会突然坐起来，尖着嗓子喊“阿妈妮”，那声音又细又尖，像锥子一样扎人耳朵。陈妈得赶紧按住她，往她嘴里塞一块参片，她才渐渐平复下去。大夫来看过，说是痰迷心窍，忧郁成疾。父亲知道以后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好生养。”

我私底下听见沈氏跟杨氏议论，说三姨太怕是疯了，要不要禀明老爷，挪到城外园子里去住。杨氏说，先别急，好歹是生了三小姐的人，挪出去了外头人要说闲话。她们说的闲话，当然不是指母亲可怜，而是怕外头人议论袁家薄情。

民国四年冬天，父亲要办那件大事了。登基大典的事情在居仁堂里传得沸沸扬扬。大哥克定最起劲，他腿有点跛，走路一高一低的，可说起那龙袍、冕旒来，眼睛亮得像两团火。他觉得自己就要当太子了。二哥克文却冷冷的，写了一首诗，什么“绝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”。父亲知道了，把二哥叫去骂了一顿。

姨太太们里头，也热闹起来。杨氏觉得自己管家有功，应该封个妃。叶氏年轻貌美，还生了儿子，心气也高，话里话外也要个名分。沈氏倒是稳当，她是老大，不管封什么，总得在她前头。最可怜的是我母亲，她病得昏昏沉沉的，连洪宪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有一回她清醒了一阵，问我：“你父亲要当皇帝了？”我说是。她闭着眼，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皇帝，跟我们朝鲜的王一个样吧。当王的，心都硬。”

我的心忽然就疼了一下。是啊，在母亲眼里，父亲从来不是总统，不是大帅，他就是袁家的王。而她和那些姨太太们，不过是王的侍婢。值宿这个规矩，从朝鲜到天津，从天津到北京，从官邸到皇宫，不论父亲的身份怎么变，这个规矩一直没变，也不可能会变。

登基大典到底没办成。外头反了，各省都闹独立。父亲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，夜里睡得更少了。值宿的姨太太们遭的罪也更多了。父亲睡不着，脾气就躁，捶腿的力道不对了，或者递水的杯子凉了一点，他都会劈头盖脸训斥一顿。姨太太们值完宿回来，常常眼圈是红的。

第九章 风流云散

民国五年端午刚过，父亲就病倒了。先是尿糖，后来转成尿毒症。洋大夫和中国大夫请了一屋子，针也打了，药也灌了，人还是一天一天委顿下去。父亲躺在那张铁床上，再也不是那座山了。他瘦得脱了相，颧骨高高耸起，眼窝深深地陷进去。值宿的规矩总算自然停了。可姨太太们还得轮流在病榻前伺候，比从前值宿更熬人。

六月初六那天清早，天闷得让人喘不上气。父亲的喉咙里忽然呼噜呼噜响起来，像一口痰堵住了，出不来下不去。围在床前的人一阵慌乱，太太们都在哭。沈氏坐在床沿上，握着父亲的手，嘴里喊着“老爷，老爷”。父亲的眼睛睁着，直直地望着天花板，瞳孔已经散了。大夫俯身听了听心跳，摇了摇头。屋子里头顿时炸开一片哭声。

那年我才十六岁。我站在人群后头，没哭。我看见母亲扶着门框，远远地看着床上那个男人。她脸上没有泪，神情平静得可怕。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，看了一会儿，转身慢慢地走了。她那瘦小的背影，在长廊里拉成一条模糊的线。

父亲死后，袁家分家了。大人们关起门来，把家里的现款、股票、房产、田地，按着各房各股分得一清二楚。往日里那些温情脉脉的脸面，全撕了下来。沈氏和杨氏为了几箱子古玩字画争得面红耳赤，叶氏带着孩子搬出去单过，李氏和吴氏分到了一笔钱，也各自寻了去处。

母亲带着我，分到了一处偏院和一些现款。日子清苦了下来，可母亲的精神反倒好了一些。她不再值宿了，也不用再看谁的脸色了。她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有时候还哼几句朝鲜的乡谣。哼着哼着，她会停下来，望着北边的天空发呆。我知道，她在望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家乡。

可她的身体早就被掏空了。分家之后不到两年，母亲就瘫在了床上。那一年冬天格外冷，母亲躺在病榻上，枯瘦的手搭在被子上，像一段干柴。有一天夜里，她忽然精神起来，自己撑着坐起来，说想吃一碗小米粥。我赶紧去熬粥，熬好了端过来，她却一口也吃不下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眼睛亮亮的，像年轻了不少。她用朝鲜话跟我说了几句，我听不懂，可我记住了她最后的那个眼神。那眼神里，有汉城的暖阳，有十六岁的少女，有那个穿着彩袄在院子里踢毽子的姑娘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母亲咽了气。她的手一直伸着，向着东方。我把她的手轻轻握在掌心里，直到那点温热一点点散尽。

第十章 余音

母亲走后，我常常做一个相同的梦。梦里，没有袁家那深不见底的宅院，没有居仁堂那金碧辉煌的宫殿。只有十几个年纪不同的女人，排成一排，安安静静地坐在一间屋子里。她们都不说话，就那么坐着，像是在等什么。等着一个脚步声从远处响起，等着一声咳嗽，等着门被推开的那一刻。我想跟她们说，别等了，没什么可等的了。可在梦里，我张不开嘴。

我这一辈子，没嫁人。倒不是立了什么志向，就是觉得，女人嫁了人，恐怕还是要去值宿的。这话说得过了些，可我就是怕。我怕自己活成母亲那样，活成李氏、吴氏、叶氏那样。她们哪一个不是好模好样的女子，可进了那道门，就全变了。不是她们想变，是那道门，那套规矩，把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碾成了粉末。

父亲去世很多年以后，有人在报上写文章，说他是一代枭雄，是乱世里的能臣。我不懂那些大道理。我只记得，他是我父亲，一个一辈子都没在哪个姨太太房里过过一整夜的男人。他把她们拢在身边，却又把她们隔在门外。他用一块竹牌子，把十几个女人的一生，全给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可那些女人心里头，到底想些什么，他大概从来也不知道，也懒得知道。

我老了，头发全白了。有时候对着镜子，我看见的不是自己，是母亲。我们娘儿俩长得真像，尤其是那双眼睛。母亲用这双眼睛，看了一辈子袁家的高墙。我用这双眼睛，也看了大半辈子。如今墙没了，人也没了，就剩下些零零碎碎的记忆，怎么也散不掉。

值宿。这两个字，外人听来，许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旧式规矩，许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。可在我心里，这两个字，是用我母亲和那十几个女人的青春、眼泪、血和命写成的。我想在这一切被彻底遗忘之前，把它们讲出来。不是为了怨恨谁，只是为了记住那些不该被忘记的女人。她们活过，她们也疼过。

（全文完）

感谢您的阅读，如果您也偏爱历史故事，不妨关注我一下，每天都会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英雄事迹！

声明：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，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，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，请理性阅读，勿与现实人物、事件关联！

1. 袁静雪：《我的父亲袁世凯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总第74辑，中国文史出版社。

2. 陶菊隐：《武夫当国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，海南出版社。

3. 骆宝善：《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》震荡行情怎么操作，岳麓书社。